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指出：“文章和文件都應當具有這樣三種性質：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公文是一個政權實施有效管理的主要工具和手段之一，公文起草者必須按照以上“三性”的標準，在公文起草上嚴格要求，不懈努力。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布的經毛澤東審定的《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史稱《五四指示》），是在歷史轉折關頭我們黨發布的重大政策性文件，決定將抗日戰爭期間的減租減息政策，改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從公文寫作角度看，《五四指示》堪稱公文的經典之作。本文擬從以上“三性”的角度來重溫這篇公文佳作。

先說準確性。這是公文起草的第一要求，是鮮明性和生動性的前提。準確性，至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思想的準確。公文必須符合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公文作為貫徹黨和國家意志的工具，這個要求是內在、起碼的，否則就是謬種流傳，尚不如不要這種公文。二是事實的準確。公文要符合事實情況，不能以不真實的信息為依據，要真正做到有根有據。三是文字的準確。公文表達要準確，遣詞、造句、敘述，都要與公文語境相吻合。做到以上三者，才能說是符合準確的要求了。《五四指示》在以上三方面均達到了要求。在思想的準確上，強調“各級黨委必須明確認識，解決解放區的土地問題是我黨目前最基本的歷史任務，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環節。必須以最大的決心和努力，放手發動與領導群眾來完成這一歷史任務，并依據下列各項原則，給當前的群眾運動以正確的指導”。接著，文件作出18項十分具體的指示。這些指示構成了文件的主體內容。在事實的準確上，文件一開頭，就指出目前圍繞解放區土地問題群眾和其他各方態度的差異，那就是，“在反奸、清算、減租、減息斗爭中，直接從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群眾熱情極高”，“另一方面，一部分漢奸、豪紳、惡霸、地主逃到城市中，則大罵解放區的群眾運動。有些中間人士則發生懷疑。黨內亦有少數人感覺群眾運動過火”，這也造成了我們黨必須有一個明確態度的局面。這是文件發布的事實前提。在文字的準確上，《五四指示》由劉少奇、任弼時主持，鄧子恢、薄一波、黎玉等參與，由胡喬木執筆，三易其稿，并最后經毛澤東修改定稿，是我們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文件的措辭拿捏得十分精當準確。比如，文件沒有使用“沒收土地”，而是使用“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的表述；還比如，文件規定：“對于抗日軍人及抗日干部的家屬之屬于豪紳地主成份者，對于在抗戰期間，無論在解放區或在國民黨區，與我們合作而不反共的開明紳士及其他人等，在運動中應謹慎處理，適當照顧，一般應采取調解仲裁方式。一方面，說服他們不應該拒絕群眾的合理要求，自動采取開明態度；另一方面，應教育農民念及這些人抗日有功，或是抗屬，給他們多留下一些土地，及替他們保留面子。”這段行文，字斟句酌，入情入理，很有人情味，也有說服力，可謂耳提面命，手把手地在指導土地工作。

再說鮮明性。公文必須具有明確的態度。不能模棱兩可，含糊其辭。贊成什么、反對什么，要求什么、禁止什么，一目了然。毛澤東說過：“我們黨所辦的報紙，我們黨所進行的一切宣傳工作，都應當是生動的，鮮明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這是我們革命無產階級應有的戰斗風格。”起草文件，無論是領導講話稿、請示、報告以及通知等，都必須做到態度鮮明，毫不含糊。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要態度鮮明，對于請示和報告的問題要敘述清楚，對通知的要求要明白無誤，切實可行，等等。在《五四指示》中，鮮明性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請看，文件開篇后不久，在分析了當前圍繞解放區土地問題的不同意見之后，直截了當地提出：“在此種情況下，我黨不能沒有堅定的方針，不能不堅決擁護廣大群眾這種直接實行土地改革的行動，并加以有計劃的領導，使各解放區的土地改革，依據群眾運動發展的規模和程度，迅速求其實現。”就是說我們黨對于各解放區土地問題必須有一個鮮明的態度，那就是“堅決擁護廣大群眾這種直接實行土地改革的行動”。

最后說生動性。公文無論是內容的敘述方式還是措辭，在莊重規范的前提下，要力求使人感興趣，也愿意讀。語言要有一定的形象性，要有變化，要使用通俗生動的群眾化、民族化的語言。毛澤東指出：“我們很多人沒有學好語言，所以我們在寫文章做演說時沒有幾句生動活潑切實有力的話，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癟三一樣，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五四指示》的語言就做到了生動的要求。請看，文件在表明我們黨要“堅決擁護廣大群眾這種直接實行土地改革的行動”的立場后，使用了五個“不要害怕”的排比句：“各地黨委在廣大群眾運動面前，不要害怕普遍地變更解放區的土地關系，不要害怕農民獲得大量土地和地主喪失土地，不要害怕消滅農村中的封建剝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罵和污蔑，也不要害怕中間派暫時的不滿和動搖。”寫到這里，我們黨在土地問題上鮮明而決絕的立場躍然紙上，這種生動性有力地增強了《五四指示》的感染力、號召力和戰斗力，就猶如在鋼材中加入適量的錳，大大地提高了鋼材的強度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