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古典長篇章回小說，更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偉大作品。毛澤東喜愛讀《紅樓夢》，并且提倡干部讀《紅樓夢》，他經常征引《紅樓夢》中的典故來喻事說理。毛澤東不僅自己喜歡讀《紅樓夢》，還提倡高級領導干部和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讀，他生前多次督促他們讀《紅樓夢》。毛澤東透過《紅樓夢》中的藝術形象，把握其反映的封建社會衰落與更迭的規律，并從中洞察其積極的意義與希望之所在。

推動《紅樓夢》的普及

毛澤東出于自己對《紅樓夢》的熱愛，憑借著深厚的文學功底，運用馬列主義哲學思想作為工具進行解讀，并通過他作為領袖的巨大影響力，極大地推動了《紅樓夢》的普及。

毛澤東公開推薦《紅樓夢》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在會議上、在平時閑談中，他不止一次要求干部讀《紅樓夢》。“把《紅樓夢》當作歷史來讀”。

1952年，毛澤東為了幫助從蘇聯回國、漢語不太好的女兒李敏提高中文水平，給她列出《紅樓夢》一書，要她讀。毛澤東還親自指導她讀《紅樓夢》，指導時，毛澤東曾為女兒背誦《紅樓夢》中的好多段落和詩詞。1954年，毛澤東在杭州對攝影記者侯波說：你要讀一讀《紅樓夢》，這本書，你要看五遍才有發言權。1959年，毛澤東在與水靜談話時，聽到水靜說讀《紅樓夢》至少要讀三遍時，毛澤東說，“讀三遍不夠，至少要讀五遍以上”。

“怎樣做一個藝術家”

毛澤東經常說，《紅樓夢》具有豐富的社會史料，而這些豐富的社會史料反映了作者對現實生活的體察。反之，只有深入社會生活，總結社會經驗，才能寫出有生活氣息的不朽的文學作品。

1938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演講，論述“怎樣做一個藝術家”。他認為，一個好的藝術家必須具備三個條件：要有“遠大理想”，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要有“良好的藝術技巧”。“中國近年來所以沒有產生偉大的作品，自然有其客觀的社會原因，但從作家方面說，也是因為能完全具備這三個條件的太少了。我們的許多作家有遠大的理想，卻沒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不少人還缺少良好的藝術技巧。這三個條件，缺少任何一個便不能成為偉大的藝術家。”

毛澤東對文藝工作者講這些話，是要求他們“走馬看花不如駐馬看花，駐馬看花不如下馬看花”，以此動員文藝工作者要下一番苦功夫深入群眾、深入實踐，貼近生活，豐富經驗，充實內容形式，創造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藝術作品。

《紅樓夢》中的封建社會圖景

毛澤東讀《紅樓夢》，起初是為了消遣，后來一遍一遍地反復讀，就是為了從《紅樓夢》中了解封建社會的歷史，并將其視為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以此更深入而理性地理解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現實，指導中國的革命。他是把這本書當作一本政治、歷史書籍去讀的，從《紅樓夢》中分析中國社會變化，吸取政治營養和智慧。

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在談到17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歷史時說：“17世紀是什么時代呢？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過一個世紀，到18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里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在17世紀的幾乎同一個時期，在西方資本主義起步的時候，中國的封建社會也在逐漸演變，即產生了新的生產關系的萌芽。這些內容，在《紅樓夢》中都有所體現，毛澤東則敏銳地發現了它們。

毛澤東透過《紅樓夢》中的藝術形象，把握其反映的封建社會現象。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杭州和胡繩等人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時說：“《紅樓夢》中就可以看出家長制度是在不斷分裂中。賈璉是賈赦的兒子，不聽賈赦的話。王夫人把鳳姐籠絡過去，可是鳳姐想各種辦法來積攢自己的私房。榮國府的最高家長是賈母，可是賈赦、賈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毛澤東還引用《紅樓夢》里的話“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在篷窗上”，以此來說明封建社會的興衰變化，以及封建家長制的瓦解。

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向干部談《紅樓夢》的次數更多了。1961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講話時說：“《紅樓夢》不僅要當作小說看，而且要當作歷史看。它寫的是很細致的、很精細的社會歷史。他的書中寫了幾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統治階級，約占十分之一，其余都是被壓迫的。犧牲的、死的很多，如鴛鴦、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釧、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個丫鬟。秦可卿實際是自殺的，書上看不出來。賈寶玉對這些人都是同情的。”

毛澤東還說：《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的斗爭激烈，出了幾十條人命。這部書中所寫的統治者只有三十三人，其他三百多人都是奴隸。毛澤東還說：“講歷史不拿階級斗爭觀點講，就講不通。”

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同哲學工作者談話時再次講了《紅樓夢》中的“護官符”，還背誦了“護官符”，并再次強調：這一段是《紅樓夢》的總綱，意在說明它點明了賈、史、王、薛“四大家族”“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統治結構。書里雖然只寫了賈府一家的衰敗史，其實是寫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封建官僚政治的衰敗史，預示了封建制度的滅亡。8月24日，毛澤東又在一次談話中說：曹雪芹在《紅樓夢》里還是想補天，想補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紅樓夢》里寫的卻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說是曹雪芹的世界觀和他的創作是矛盾的。

展示對光明的向往

由于對《紅樓夢》這部書多讀熟記，因此毛澤東在講話或寫文章時，經常提及和引用《紅樓夢》里面的故事和情節來喻事論理，解讀當前的社會政治狀況。例如書中的很多人物因為生活在貴族家庭，生活萎靡沉淪，沒有精氣神。毛澤東曾對此比喻說：“《紅樓夢》里兩位主角，一位是賈寶玉，一位是林黛玉。依我看來，這兩位都不大高明，賈寶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連吃飯、穿衣都要丫頭服侍，這種全不肯勞動的公子哥兒，無論如何是不會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臉，她脆弱，她多病，只好住在瀟湘館，吐血，鬧肺病，又怎么能夠革命呢？我們不需要這樣的青年，我們今天需要的青年是有活力、有熱情、有干勁的革命青年。”

毛澤東是個樂觀主義者，他的一生都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希望。他之所以推崇《紅樓夢》，在于這部現實主義名著在描寫黑暗與丑惡的時候，也展示了對光明的向往。

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會議核心小組討論中，毛澤東再次談到了古典文學和《紅樓夢》，他說：“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光寫黑暗，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只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金瓶梅》沒有傳開，不只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紅樓夢》就不同，寫得有點希望嘛。”

例如，毛澤東在通讀了多部古典小說后，與《紅樓夢》作了一番比較，認為作者對女性的態度截然不同。在絕大多數中國傳統小說里，作者要么把女性作為封建道德的化身，要么作為性工具的化身，他們所刻畫的這些女性都沒有靈魂、沒有個性，作為一個角色、一個生命而言，顯得貧乏而單調。只有在《紅樓夢》里，曹雪芹刻畫的諸多女性才真正表現為人，充分呈現出社會性、獨立性、思想性，顯現豐滿而真實的性格，并且讓女性真正成為美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