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歷史長河中的一瞬，卻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標志性的年份，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歷經28年浴血奮戰后，最終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開辟了中國歷史新紀元。

（一）

在三大戰役摧枯拉朽的打擊之下，國民黨反動集團還在作最后的垂死掙扎。

194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求和”聲明。這是蔣介石在新年里向全國人民發出的第一聲呼號，也是蔣介石向毛澤東和共產黨人的公開哀鳴，說什么“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民的公意是從”，否則就要同共產黨“周旋到底”。

對于這種“和平”陰謀，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義發表關于時局的聲明，嚴正指出：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確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全部地消滅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余軍事力量；但是，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愿意在懲辦戰爭罪犯、廢除偽憲法和偽法統、改編一切反動軍隊等八項條件的基礎上，同南京國民黨政府及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進行和平談判。

毛澤東的聲明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各階層群眾的熱烈擁護。1月22日，已經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譚平山等55人聯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反對國民黨假和平陰謀，公開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

1月21日，蔣介石宣告“引退”，其“總統”職務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八項條件為基礎進行和平談判。

蔣介石下野后，前往浙江奉化的溪口鎮，退居幕后指揮。他規定和談的限度是劃江而治，即“確保長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同時強調“備戰要旨”，應“以整飭軍事為重”。他計劃爭取3至6個月時間，在江南重新編練200萬新兵，以便卷土重來；同時還作了最后退保臺灣的安排。李宗仁政府的打算也是守江謀和。由此可見，國民黨政府承認以八項條件為談判的基礎是虛偽的。

為了早日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4月1日，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開始同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在北平開始舉行談判。經雙方多次交換意見、多方協商后，中共代表團在4月15日將《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并限國民黨政府在4月20日前就協定表明態度。國民黨政府代表團一致同意接受這個和平協定，并派代表將文本帶回南京。但國民黨當局卻在4月20日發表聲明，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談判宣告破裂。經中共方面真誠挽留，在北平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團成員留了下來，其中的多數隨后參加了籌建新中國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二）

在中國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夜，為了解決新形勢下所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國共產黨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舉行了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簡稱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主持會議并作重要報告。毛澤東所作的報告，提出了促進革命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方針；說明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后，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總的任務和主要途徑。毛澤東指出：“二中全會是城市工作會議，是歷史轉變點。”長期在農村根據地的艱苦條件下成長起來的黨，走向城市并執政全國后，能否擔當起建設的重任？對此，全會表達了一個雄心壯志：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全會號召全黨加強學習，提出學習內容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黨務、外交等等多領域多方面，同時強調學習的重點、中心是經濟工作，是生產建設。

鑒于中國革命勝利在望，毛澤東特別告誡全黨同志不要驕傲自滿，不要被人們的無原則的捧場所軟化。他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毛澤東強調，“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為了防止“糖衣炮彈”的腐蝕，力戒驕傲，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六條具體規定：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這幾條規定盡管沒有寫進會議決議，但經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提倡和堅持，已經成為黨必須堅持的重要規矩。

總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是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性勝利的歷史轉折關頭的一次重要會議，描繪了建設新中國的宏偉藍圖，使全黨在新的形勢下，達到高度的團結統一，具有重大意義。

七屆二中全會結束后，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機關決定由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遷至北平。3月23日，是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的日子。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周恩來笑著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毛澤東一行經過唐縣、保定、涿縣、頤和園，于3月25日下午抵達西苑機場，在那里舉行了隆重的閱兵儀式，并與前往迎接的民主人士親切會見。之后返回頤和園，與20多位民主人士共進晚餐。當晚，毛澤東住進香山。

從3月的初春到9月的初秋半年時間，黨中央、毛澤東坐鎮香山，運籌帷幄，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完滿收官。

（三）

在國共和平談判期間，蔣介石仍以國民黨總裁身份總攬軍政大權，積極擴軍備戰。到1949年4月，國民黨軍在宜昌至上海間1800余公里的長江沿線上，共部署了115個師約70萬人的兵力。此外，美、英等國也各有軍艦停泊于上海吳淞口外海面，威脅或伺機阻撓人民解放軍渡江。

由于國民黨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4月21日，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要求全體指戰員“奮勇前進，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于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

4月20日夜至21日，由以鄧小平為書記的總前委統一指揮，第二、第三野戰軍發起渡江戰役。在西起湖口、東至江陰的千里戰線上，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分三路強渡長江。國民黨苦心經營的長江防線頃刻瓦解。

在人民解放軍渡江作戰的時候，停泊在鎮江附近江面的4艘英國軍艦公然炮擊長江北岸的人民解放軍渡江部隊。人民解放軍當即以炮火猛烈還擊，英國“紫石英”號軍艦被擊傷后停擱在鎮江江面，其余3艘軍艦逃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聲明，嚴正指出：“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人民必須保衛，絕對不允許外國政府來侵犯。”這表明，外國侵略者依仗他們船堅炮利在中國領土上橫行不法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當人民解放軍突破長江防線時，國民黨政府慌忙逃往廣州。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把鮮艷的紅旗插上了“總統府”，宣告了延續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

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的消息傳來，毛澤東歡欣鼓舞，給劉伯承、鄧小平發了賀電，并在喜悅與激情中提筆揮毫，寫下了著名詩篇《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詩作清晰地表達出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

5月27日，人民解放軍攻占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當天清晨，解放上海的槍聲逐漸平息，市民在蒙蒙細雨中推開窗戶，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一排排尚未洗去戰火硝煙的解放軍戰士，抱槍和衣，露宿在潮濕陰冷的水泥馬路上……解放軍勝利之師不入民宅睡馬路，贏得了中外人士的廣泛稱贊。被譽為“紅色資本家”的榮毅仁后來回憶說，正是從那一刻起他認定共產黨定能坐穩天下，自己也就決心站在新政權的一邊。美國《生活》雜志在刊發解放軍睡馬路的照片時，用“這個行動宣告了國民黨時代已經結束”的標題，向世界報道了上海這一歷史一幕。

人民解放軍進入花花綠綠的大城市，能不能保持革命軍人本色？特別是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素有“十里洋場”之稱，燈紅酒綠，歌舞升平，對于在艱苦環境里成長起來的解放軍戰士來說，更是一種誘惑。有人預言，“上海是個大染缸，共產黨解放軍紅的進來，不出3個月，就要黑的出去”。1949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警備區特務團三營第八連進駐南京路執行警衛任務，八連全體官兵堅持人民軍隊艱苦奮斗的政治本色，抵制住各種不良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蝕，這就是后來以“身居鬧市，一塵不染”聞名全國的“南京路上好八連”。

隨后，人民解放軍各路大軍繼續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舉行勝利大進軍，分別以戰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決殘余敵人，解放廣大國土。到1949年9月底，除西南和廣東、廣西部分地區外，全國大陸絕大部分地區獲得解放。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終于被人民趕出中國大陸。

（四）

隨著戰場上捷報頻傳，國民黨政權迅速垮臺、行將就木，新生的人民政權的外交即將揭開新的一頁。舊中國與帝國主義國家締結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猶如遺留在中國土地上的“污泥濁水”，急需打掃干凈。

為此，毛澤東提出了“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主張。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澤東同斯大林派到西柏坡的代表米高揚談話，當談到中國的對外政策時，毛澤東指出：“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講，它的屋內太臟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蟲、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們必須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干凈了，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我們的真正朋友可以早點進屋子來，也可以幫助我們做點清理工作，但別的客人得等一等，暫時還不能讓他們進門。”

與“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方針密切相關的，是“另起爐灶”方針的提出。1949年1月，毛澤東在審閱中共中央關于外交問題的指示稿中，提出了對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但他更為強調的是，任何國家在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之前，都不進行正式的外交往來，表明了新中國“另起爐灶”的決心。3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明確指出：“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須首先采取的步驟。”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并沒有隨國民黨遷往廣州，而是試圖與中共接觸，但美國提出承認中共政權的主要前提條件，是“該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國際義務”。這實際上就是要新政權承認歷史上中國政府與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要中國政府繼續接受半殖民地的國際地位，這是中國政府和人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在中國共產黨人看來，這是美帝侵華罪行的無可奈何的自供狀，是一本絕妙的反面教材。為此，毛澤東連續寫了《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友誼”，還是侵略？》等5篇評論，嚴厲批判美國政府在中國推行的侵略政策。毛澤東指出：“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

為了打破美國和西方世界對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的敵視和封鎖，1949年6月至8月，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與斯大林進行了幾次會談，詳細通報了中國革命的進程和新中國籌建的情況，爭取了蘇聯的支持，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新中國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五）

鑒于奪取全國政權的時間大大提前于原來的估計，而召開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尚不成熟，中共中央和一些民主黨派負責人認為，新政協具有臨時人民代表大會的性質，新政協即可產生中央政府。

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聯名寫信給留居在上海的宋慶齡，邀請其參加新政協會議。有感于中國共產黨的誠意，宋慶齡最終同意北上。3月至9月，一大批著名民主人士也受邀到達北平。百川匯流，人心歸向，這為新政協的召開作了人事上的準備。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共計23個單位的134人。毛澤東指出：“這個籌備會的任務，就是：完成各項必要的準備工作，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便領導全國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力量，統一全中國，有系統地和有步驟地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國防的建設工作。”

1949年6月30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之際，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國家學說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深刻論述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闡明了即將建立的新中國的性質、各階級在政權中的地位以及這個政權的基本任務和國內外政策。他明確指出：“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

在近3個月緊張工作的基礎上，9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原則通過了各小組分頭起草的政協組織法草案、共同綱領草案、政府組織法草案等，作為正式向即將召開的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提出的議案。會議決定將“新政治協商會議”改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召開。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各黨派、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662人。會議首先由毛澤東致開幕詞，他在開幕詞中莊嚴宣告：“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特邀代表宋慶齡發言說：“這是一個歷史的躍進，一個建設的巨力，一個新中國的誕生！我們達到今天的歷史地位，是由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唯一擁有人民大眾力量的政黨。”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指出：“用政治協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權，組織人民自己的政府，這不止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光榮的大事，這是世界人類歷史上值得永久紀念的一個光榮的日期。”

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這三個創立人民共和國的重要法案。會議還廣泛征求意見和方案，反復討論，通過了關于國旗、國歌、國都和紀年的決議。會議選舉產生了由180人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選舉毛澤東為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為副主席，會議還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陳毅等56人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勝利閉幕。當晚，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禮。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隆重召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作了奠基。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就職并舉行第一次會議，一致決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施政方針。選舉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

10月1日下午3時，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史稱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頓時，天安門廣場上歡聲雷動，情緒激昂。在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雄壯旋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五星紅旗冉冉升起。廣場上，54門禮炮齊鳴28響，象征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艱苦奮斗的28年光輝歷程。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偉大事件，徹底改變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國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悲慘命運，中華民族走上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壯闊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