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植霖曾任綏遠省（舊省區名，今已撤銷）人民政府主席，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內蒙古自治區政協主席，青海省委第一書記，中共甘肅省委書記、顧問，甘肅省政協主席。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七屆全國政協常委和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全面抗戰爆發后，楊植霖挺身而出，毅然走上武裝抗日的道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他組織抗日武裝，廣泛開展游擊戰爭，不僅為八路軍大青山支隊輸送了力量，并在創建、鞏固和發展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斗爭中作出卓越的貢獻，被群眾親切地譽為“青山驕子”。

在黨的領導下組建抗日武裝

全面抗戰爆發后，日軍沿平綏鐵路長驅直入，綏遠危在旦夕。楊植霖奮起武裝抗日，但先后3次都因經驗不足而失敗。楊植霖并不氣餒，認真總結教訓。聽說八路軍已經到了晉西北，于是立即前往八路軍一二跂師，向賀龍師長、關向應政委匯報了綏遠地區的抗日斗爭情況，并認真學習游擊戰斗經驗。1938年五六月間，楊植霖奉命回到歸綏（今呼和浩特），第4次組織起抗日武裝。

楊植霖聽說兵州亥村大地主張有聚因為拒絕向日偽軍交錢、交糧，日偽軍不但洗劫了他的家，還奸污了他的女兒和兒媳，于是主動登門向張有聚提出組織抗日武裝，還提出，要打日本，就要組織由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按照共產黨軍隊的紀律、規章來訓練隊伍。張有聚欣然應允。兩天后，他們組織起一支40多人的“抗日團”，由張有聚擔任團長，楊植霖擔任參謀長兼八路軍總聯絡員，

“抗日團”組建后，部隊很快發展到100多人，馬匹、槍支也配備齊全。楊植霖帶領部隊向著大青山進發，來到武川縣的井兒溝，開展廣泛的群眾性抗日游擊戰爭。

當時，歸綏舊城北歸武公路進出口由壩口子偽警察所把守。這些偽警察任意欺壓百姓，民憤極大。為了打掉敵人的囂張氣焰，楊植霖派人扮成農民，以送禮的名義進入偽警察所偵察，摸清了敵情。第二天夜里，楊植霖和張有聚帶著40多名戰士策馬來到壩口子，包圍了警察所。他安排一個班在山上掩護，干掉敵哨兵后，沖進院內。敵人從睡夢中驚醒，有幾個稍事抵抗，就被戰士們撂倒，包括偽警長在內的敵人全被活捉。等敵人援軍趕到時，楊植霖和張有聚早已率戰士們帶著繳獲的武器彈藥揚長而去。

歸綏城東南約20公里處有個黑炭板村，村里的偽保甲團阻撓八路軍進村活動，并經常欺壓百姓。1938年8月的一天傍晚，楊植霖帶著30多名戰士，于夜間摸入村里，活捉了偽甲長。抗日團集合村民，宣傳了共產黨的抗日政策，并對俘虜進行了教育。俘虜當即保證今后不再與八路軍作對，堅決支援抗戰，并寫了保證書。

楊植霖還領導“抗日團”采取靈活多變的游擊戰術，多次主動出擊，打擊日偽，懲辦漢奸，并在戰斗中逐步發展壯大，開辟了西起白石頭溝，東至旗下營，北起武川，南至涼城的廣闊游擊戰場。到9月，“抗日團”已經發展為200多人的騎、步兵隊伍，成為綏遠敵占區一支頗有實力的抗日武裝。

率部加入八路軍大青山支隊

1938年9月，李井泉率領八路軍大青山支隊主力進至武川縣。當時，楊植霖率“抗日團”部隊進駐武川馬場梁。第二天，一位戰士抓到一名聲言要見楊植霖的“探子”。楊植霖覺得蹊蹺，立即會見。只見“探子”把衣服底襟撕開，抽出一小卷麻紙，交給楊植霖說：“這是李井泉同志給你的信。”原來這位“探子”是一二跂師三五八旅民運部的黃副科長。他告訴楊植霖，八路軍支隊已經上了大青山，一個連在30多公里外的面鋪窯子村暫住。

楊植霖聽到這一喜訊，馬上集合部隊，向面鋪窯子村進發。“抗日團”與八路軍大青山支隊勝利會師了。

第二天，在面鋪窯子村北面的五塔背村，楊植霖第一次見到了日思夜盼的李井泉。他們親密地像老友重逢似的握手擁抱，互相祝賀。李井泉向楊植霖傳達了上級的部署，并向楊植霖介紹了團長王尚榮、營長陳剛、動委會主任武新宇等。楊植霖則向李井泉匯報了“抗日團”的情況。李井泉聽后高興地說：“大青山雖然艱苦，有你們的斗爭經驗和各族人民的支持，建設游擊根據地是沒問題的。”

會師后，八路軍大青山支隊和“抗日團”來到根據地中心井兒溝。經過一個月的整訓，“抗日團”改編為八路軍“綏蒙游擊大隊”。這支部隊有指戰員180多人，分3個連、1個警衛排和通訊排，由楊植霖任政委，張有聚任大隊長、老紅軍李洪運任副大隊長。大青山支隊還給綏蒙游擊大隊補充了槍支彈藥，使全體指戰員斗志倍增。對此，楊植霖隨即賦詩一首，表達自己激動的心情：

一介書生去領兵，常因敗績恨無成；蒙蒙細雨傳真訊，百里真如百步程。

為建立抗日民主政權貢獻力量

由于楊植霖熟悉當地情況并與當地各族群眾關系密切，1940年3月，中共綏蒙區委任命他為地方抗日游擊政權綏西專員公署專員，后又兼任綏東專員公署專員。楊植霖在八路軍綏蒙總動員委員會工作的基礎上，積極發動群眾，本著“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為八路軍籌集軍需物資，擴充兵力，支援抗日游擊戰爭。

根據1940年5月賀龍、關向應關于在綏遠敵占區建立省級抗日民主政府的指示，經過幾個月的籌備，當年8月，綏察人民代表會議在武川縣小西梁村召開了。來自大青山地區各縣區的中國共產黨人與各族各界代表共200多人參加會議，共商團結抗日的大政方針和建立綏察游擊區抗日民主政權的大事，史稱“西梁會議”。

會議經過兩天的熱烈討論，決定為保持與國民黨傅作義的統一戰線關系起見，暫成立“晉綏第二游擊區行政公署駐綏察辦事處”，簡稱“綏察行署辦事處”。會議推選八路軍大青山騎兵支隊司令員姚喆兼任辦事處主任，楊植霖任專職副主任；批準成立綏西、綏中、綏南三個專員公署，成立薩拉齊、固陽、武歸、陶林、歸武、托和清、歸涼、豐集、豐涼9個抗日民主縣政府以及30多個區政府。

1941年4月15日，為適應抗日斗爭的需要，“綏察行署辦事處”改為“綏察行政公署”，楊植霖任主任，蘇謙益任副主任，這是開辟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以來，綏蒙地區第一個省級抗日民主政府。

楊植霖特別重視行署的法制建設，綏察行署在楊植霖的主持下，制定了《綏察行政公署施政綱領》，于1941年10月1日公布實施。綱領明確了綏察地區抗日政權的性質、任務、方針和一系列具體政策。綱領第一條開宗明義地明確了政權的任務：“親密團結綏蒙境內抗日的各黨各派各民族各社會階層，消除民族隔閡，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財力、智力，為保衛綏察，保衛西北，保衛中國，驅逐日寇，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而戰。”還規定了摧毀日偽政權，建立民主政權；各民族一律平等，爭取王公抗日；擴大地方武裝，開展游擊戰爭；爭取偽軍，優待俘虜；合理負擔，發展生產；實行減租減息；優待抗屬；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保障婦女平等權利；提倡國民教育，反對奴化教育；實行廉潔政治；保護尊重中國主權和法令的外籍人士等各項政策。

到1942年，在政權、民政、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制定和頒布了50多項法令、條例等，對抗日民主政權和根據地的鞏固發揮了積極作用。